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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却也并没有拟出什么像样点的计划来——由于这个案子的影响太大，总局的高层颇有默契地在决策上给予了过多的关心和干涉。可怜的积格勒，虽然身为本案的负责人，却很少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作出一些实际而有效的行动——开会报告里积格勒的提议的被否决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实际上，我那位曾经的大胡子搭档所给出的提议，大部分都是现在看来很有可能奏效的）。

  高层倾向于保持&1dquo;按兵不动”——毕竟，动一下难免出错，亨利·多勒引咎辞职的例子摆在眼前，谁都不希望为了一个棘手的案子而丢掉自己的饭碗。

  但这样一直等待下去也不是办法——伊凡特当然不会陪着警方一起等待，受害者仍在增加中。玛丽的案子生后，似乎是有人提出邀请一位心理专家来协助调查（这个建议的提出在案子的展中显得如此的顺理成章，因此我们甚至都不能从资料中知道，究竟是谁先提出这个建议的）。考量一番之后，总局选中了曾经在总局负责过半年的法医培训工作，并且在犯罪心理学研究上有一定知名度的捷尔特·内格尔博士。

  捷尔特博士根据被害人特征和凶手遗留下来的血字内容对凶手的身份进行了大量合理而大胆的假设。他推断凶手为二十到四十岁间的白种男性，有轻度的自闭症及性心理变态，可能是法国南部人，并且所留的名字很可能是真名。

  专家的意见倒没什么人反对——警方按照这个描述，追查到伊凡特的出生地法国于塞，但伊凡特早在1981年就离开了法国，他在于塞也没有什么保持联系的亲戚。况且，也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出生于于塞的那个伊凡特就是现在潜藏在自由意志市的邪恶剪刀手，此时线索基本上已经全部断掉了。

  月17日也即莱塞济·佩里格的案子之后，整个案件却似乎突然出现了转机——6月日的会议报告中记录了捷尔特博士的一段言：

  &1dquo;根据我之前的假设，犯人很可能是我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病人：他大概在去年六月的时候初次来到第三医院，当时他的手被木钉刺穿——我想他应该是个木匠。”

  得到的资料中，除了法医报告和上级的批示（那是因为这些文件在撰写时即规定采用电脑文档格式）之外，其余都是相关手写稿的扫描复印件——机要室的工作人员以索引加上大量扫描文件的方式来浪费机要室电脑中显得有些过多的硬盘空间，这些因为插入了很多图片而大得惊人的文件估计会在每季度末以兆字节数统计的形式呈交上去以作为机要室在之前数月中每日辛苦劳作的有力证明。

  可能是负责录入的警员在扫描会议记录原始稿时粗心大意的缘故，这段言及会议进行的后半部分统统缺失了，紧接着的一页是当天会议的末尾、由积格勒所做的总结：

  &1dquo;鉴于博士所给出的建议，讨论下决定申请抽调一个便衣分队负责在博士正常工作时的监视和保护工作。其余行动及分配保持不变。”

  我对中间缺失的内容感到十分好奇——如果伊凡特真是捷尔特博士的一位病人，则捷尔特博士当然曾经和伊凡特对话过：但今天在博士家时，塔芙妮的这个问题却得到了博士否定的回答——目前看来博士并没有什么隐瞒我们的必要，那是否表明此处博士的判断后来证实是错误的呢？又或者博士曾和警方达成过什么协议，承诺不将自己曾和伊凡特接触过的事实公之于众呢？

  带着这样的疑惑，我继续翻阅下去——可惜，后一天下达的上级批示反而给我带来了更多的疑惑。

  本案第六次的批示这样写道：

  &1dquo;无论是否侦破此案，案件都必须在7月1o;

  参考我们已知的、关于本案的部分&1dquo;事实”，本案确实在7月31日之前顺利结案了。上级之所以将破案的最终期限定在7月31日，是因为&1dquo;六个月”即半年这个时间期限经常是敏感的各大媒体期待万分的一个字眼——&1dquo;伊凡特案拖滞长达半年之久”作为头条标题放在本市各大报刊的第一版上，几乎是变相向总局的领导层递交了集体辞退信。

  这句看似极其简单的批示在表意上自然是前后矛盾的——&1dquo;无论是否侦破此案”，这样的论调让我感到心寒：前后两个&1dquo;侦破”所指代的含义显然是不同的——总局高层的意思可能是，即使案件在7月底仍未被侦破，警方也要伪造出案件已经侦破的假象，并力图将之后生的案子隐瞒下来。

  我立即想到了缺席进行的伊凡特公审和秘密执行的死刑——加上州议会在&1dquo;逮捕”伊凡特之后长达三个月的、意图恢复死刑的&1dquo;激烈”讨论：既然现在伊凡特很可能没死，这一切是否只是政客和无能官僚们为了保住权势及安抚民心而导演出的一场可笑闹剧呢？

  为了证实我的猜测，我将剩下的资料纸反过来翻阅，想看看这个案子真实的结局究竟是如何。

  最后一页纸，大概是由于打印的缘故，只有一个日期留在上面：

  年11月23日这个日期似乎和今天（准确点说，应该是昨天）我看到的某个日期比较接近，但我现在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