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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皇帝篇8（第1页）

第78章北朝皇帝篇（8）

神麚元年（428年）七月，诏令各征镇大将依照品第等级开府，以设置佐吏。

延和元年（432年）三月，改代尹为万年尹，代县县令为万年县令。后又恢复原称。

太平真君五年（444年）正月，侍中、中书监、宜都王穆寿，司徒、东郡公崔浩，侍中、广平公张黎辅政，设置通事四人。又选各曹良吏，在东宫办公处理事务。

正平元年（451年）七月，因为各曹官吏过多，裁减其员。

政治联姻

太武帝即位后，善于审时度势。他在采取战争手段的同时，根据形势，也力争通过通使、贡赐、联姻，缓和与敌对政权间的矛盾，建立友好关系。太武帝统治的3o年间，北魏和柔然、刘宋、胡夏，北燕、北凉，互通使节，相互贡赐财物的事实不胜枚举。相互联姻，也不乏其例。如神麚元年（428年），太武帝把俘虏的夏国皇帝赫连昌迎至都平城，不仅供奉丰厚，封爵为王，并将其妹始平公主嫁给赫连昌。在此之前，太武帝已纳赫连昌的三个妹妹为妃，并立其一妹为皇后。

延和二年（433年），太武帝派使臣册封北凉君主沮渠牧犍为王，并将妹妹武威公主嫁给沮渠牧犍，纳沮渠牧犍之妹兴平公主为昭仪。

延和三年（434年），太武帝以西海公主[36]嫁柔然可汗吴提，并纳其妹为夫人。

太平真君十一年（45o年），太武帝率军伐宋，直抵瓜步。在胜利形势下，他主动遣使求和、请婚。他以其孙示宋使曰：“吾远来至此，非欲为功名，实欲继好息民，永结缘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孙，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马不复南顾。”表示了他要通过联姻，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当然太武帝采用联姻、通使、贡赐等手段的动机，并不是很纯正的。

经济

展生产

拓跋焘为了完成统一大业，能有效地使用战争和和平手段，足见对经济，思想文化建设也很重视。他说：“财者，军国之本”。他懂得物质财富是关系到战争胜负，政权存亡的大事。《魏书》记载：“世祖继位，开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倍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纳其方贡以充仓廪，收其货物以实库藏，又于岁时取鸟兽之登于俎用者以牣膳府。“他根据其统治区民族众多，生产方式不一等情况，坚持实行不改变各族人民传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政策。既重视汉族人民农业生产，也重视少数民族的畜牧射猎习惯。通过展农牧业生产，征收人民租调，接受各族朝贡和通过战争掠夺等手段来增加物质财富，保证军国费用。

奖励农业

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采纳高允“广田积谷”的建议，下令“悉除田禁，以赋百姓”。

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太武帝采纳古弼建议，削减上谷苑囿之半为民田。太平真君末年，太子拓跋晃监国，推行有牛和无牛人户换工种田做法，“垦田大为增辟”。农业随着耕田数量扩大而大大增产。

始光三年（426年），太武帝诏罢众多的杂营户隶属郡县，增加纳税人户。另外，太武帝屡下“宜宽租赋，与民休息”的诏令。太武帝还奖励“劝农平赋”的守宰，严惩贪官污吏。以上做法，减轻了百姓负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展。

北魏前期，畜牧业在社会经济中仍占重要地位。它是财富和战马的主要来源。畜牧业形势好坏，不仅关系到财政形势，并将直接影响到以骑兵为主力的军队的素质。因此，太武帝对畜牧业的展是十分重视的。

神麚二年（429年），打败柔然、高车之后，太武帝“徙柔然、高车降附之民于漠南，东至濡源，西至五原、阴山，使其耕牧而收其贡赋。……自是魏之民间，马牛羊其毡皮为之价贱。”神麚年间，“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这些记载，反映了太武帝对畜牧业的重视，及当时畜牧业的繁荣状况。

节约开支

太武帝把节约开支，减少浪费也当作保证军国赞用的重要措施。史载他“性清俭率素，服御饮膳，取给而已，不好珍丽，食不二味，所幸昭仪、贵人，衣不兼彩”。凡“赏赐，皆是死事勋绩之家，亲戚爱宠未曾横有所及。”太武帝反对更竣京城，修饰宫殿，反对佛教，严惩贪官污吏，常常是从爱惜民力、物力着眼的。太武帝的一系列节约开支作法，无疑对保证军国用费，减轻百姓负担起到积极作用。

军事

太武帝特别重视军队建设。蒙古大草原的游牧射猎生活，锻炼了鲜卑人健壮的体魄，剽悍的性格和高的骑射技艺。军队，特别是骑兵，是北魏克敌致胜的重要工具。太武帝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屡下诏令，申明纪律。他对战争中“尽忠竭节”，“蹈锋履难”的将士，或升官进爵，或赏赐以人口、牲畜及金银、古玩、缯帛等物质；对违犯军纪者，则给予严惩，虽亲贵重臣，也不宽贷。如鲜卑贵族丘堆，明元帝时以军功封侯，太武帝时封公。

神麚元年（428年），他与司空奚斤奉命率军追击夏国皇帝赫连昌之弟赫连定时，当他听到奚斤兵败被俘消息，竟弃兵而走。太武帝下令将临危脱逃的丘堆斩。

太平真君五年（444年），中山王拓跋辰、内都座大官薛辨、尚书奚眷等八将，“坐击柔然后期，靳于都南”。尚书令刘洁，因矫诏改易讨伐柔然诸将的会期，致“柔然远遁，追之不及”，加之犯受贿等罪，太武帝下令“夷其三族”。

太平真君八年（447年），扶风公元处真等八将，在镇压盖吴起义的战争中，“盗没军资，所在掳掠，赃各千万，井斩之”。太武帝很好地使用了其掌握赏罚之权，整肃了军纪。

另外，太武帝本人，在战争中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英勇精神，对激励将士奋勇杀敌，保证战斗胜利也起了积极作用。如始光四年（427年），太武帝亲率三万轻骑，突击夏国都城统万。他与将士一道，顶着风沙，强忍饥渴，和夏军恶战于统万城外。他曾因马蹶而坠地，上马后仍继续战斗，杀夏将十余人。后又身中箭伤，但他仍然“奋击不辍”。由于太武帝领导的军队纪律严明，在战斗中又能身先士卒，“是以人思效命，所向无前。”

文化

尊孔修文

太武帝在执政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要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不仅需要武功，而且需要“文教”，即通过宣扬礼、乐、法度来化民。他在神麚四年（431年），取得败柔然，降高车、灭夏国的军事胜利后，就提出“偃武修文”。偃武，他做不到；修文，确实是重视起来了。他非常尊崇孔子，提倡儒学，大量吸收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政，目的是要用儒家学说统治百姓的思想，利用汉族知识分子的知识和经验治国安邦。

太武灭佛

拓跋焘继位之初，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但是佛教势力展过于迅猛，佛教徒人口增加，拓跋焘在军事战争中日益感到人力的缺乏；另外佛教进入中原后也吸收了谶纬学说，搞一些神秘理论，妨害到了皇帝的权力。加之，拓跋焘所宠信的崔浩深信道教，在崔浩的诋毁下，拓跋焘渐渐疏远佛教。在太延四年（438年），拓跋焘诏令五十岁以下沙门尽皆还俗，以从征役，解决翌年西伐北凉所需的人力问题，在太平真君五年（444年），拓跋焘又下灭佛诏，指责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规定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及师巫、金银工巧之人在家者，限于二月十五日前遣送官拓跋，不得藏匿。过期不送，一经查实，沙门身死，主人门诛，以加强政治控制。而且在拓跋焘皇帝镇压盖吴起义的同时，现关中地区的佛寺内藏匿武器，拓跋焘怀疑僧侣与盖吴相勾结，于是在太平真君七年（446年）下诏灭佛。宣布佛教为邪教，在各地焚毁所有的佛像和佛经，沙门无少长悉坑之，禁止佛教的传播。

经过拓跋焘的灭佛，北方地区佛教势力一时陷于衰落，直到拓跋焘死后，继位的文成帝拓跋濬颁布了复佛法诏，才得以复苏并展。

创造文字、推行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