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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清楚这段历史脉络,盖因冯过是个读书人。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无车毋须恨,书中有马多如簇。娶妻无媒毋须恨,书中有女颜如玉……”
这是本朝真宗皇帝所作“劝学诗”,在民间广为流传。
定朝建国初期,迫切需要加强中央掌控。为避免新生的政权再次陷入分裂,重蹈楚王朝后期分裂割据的覆辙,本朝的统治者吸取前代地方割据、武官势大、中央无力的教训,“与士大夫共天下“,提高文人地位,扩大科举考试的影响力,削弱、分散武官的权力,逐步确立了崇文抑武的政策。崇文抑武政策从纵向看,本朝的文人地位较秦、汉、楚及其他朝代都更高,武官地位降低,从横向看,在朝廷内部,文官地位提高,而武官地位下降。总而言之,定朝形成了文人主政的政治格局。
上行下效也好,君民同乐也罢,这是个文风鼎盛的时代,读书人成了身份的代名词。
当然,读书这种事自古以来都不是件易事。鲤鱼跳龙门,寒门出贵子,固然励志,实属罕见。
读书,终究只是少数人的专利,盖因成本太高。真宗仁德三年,苏州公使库印刷《大易粹言》二十册,耗纸一千三百张,棕、墨、糊药、印背匠工食钱等一贯五,赁版钱一贯二,成本共计约三贯三,标定售价八贯整,这样的价格又哪是普通人家能承受的?而一个读书人,《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是启蒙类读物,四书五经是必修课,历代先贤之着作也是必读的,可以想象,要供一个读书人,非穷尽全族之力不可。
时有士人如是言“家贫,无从致书以观,乃假借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
啧啧,借书抄录为求一读,从文之难可见一斑。
幸运的是,冯过的家境丰实。所以他是个幸运的读书人,否则也不会知道这个时空的历史走向。
信州山郁珍奇,素称富饶之地,四季分明,山环水绕,乃豫章第一门户、有“四方通衢”之美誉。信州正是因为信江河穿城而过而得名。
信江源于怀玉山南的玉山水和武夷山北麓的丰溪水,在上饶汇合后始称信江。干流自东向西,先后流经上饶、铅山、弋阳、贵溪、鹰潭、余江、余干等县,收纳了丰溪、泸溪河、铅山河、湖坊河、葛溪、罗塘河、白塔河等支流,全长六百余里。
前朝楚衰帝曾作词曰“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信江河却是反其道而行,河水自东向西曲折流淌,不舍昼夜。
信江将城区一分为二,河南唤作“水南街”,信州府治上饶县衙落座于此;府衙则在河北,算是主城区。沿灵山门一路向北,经“信江书院”、带湖,过吉阳山,便可见得方圆数十里的山谷盆地间十几座村子依次分布。吉阳山正对着的大村落便是“小骆村”。
有着两百余户人家的小骆村并不小,据说是因当初骆氏兄弟从五里外的“大骆村”搬来此处开垦耕种安家落户而得名,但到此时却是再无骆姓村民,冯姓为最大家族,人口占了约八成。
冯氏迁至小骆村历经八辈一百多年开枝散叶,从开初的兄弟俩到现今的十二房七百余人口,可谓是子嗣兴旺。
冯氏家族在村东围了十数亩地,建了数十幢院落,青砖黛瓦,自成一景。东头叫“上屋”,西头叫“下屋”,各住着六房,有“上六房”和“下六房”之分。
冯过属于“下六房”的五房,父亲冯居庸行五,冯过则是行七,打小被“小七”“小七”地叫着。
冯小七是年十四岁,身量比同龄人高挑,大概有一米六五的样子,但稍显瘦弱。冯氏族人大多身材魁壮,独有他高高痩瘦的,加之唇红齿白、样貌俊秀,便显得有些“鹤立鸡群”。虽然他自幼身体羸弱,却是智力过人,四岁能诵“三百千”,五岁入族学,八岁过县试,九岁过府试,成了有功名在身的读书人。九岁成“童生”,坐实了“神童”之名,此等文坛盛事在定国百余年间仅次于十四岁中进士的燕同叔。但二者却是有本质之别的。
燕同叔从小聪明好学,五岁就能创作有“神童”之称。武帝景德八年,江南按抚张知白听说这件事,将他以神童的身份推荐。次年,十四岁的燕同叔和来自各地的数千名考生同时入殿参加考试,其神色毫不胆怯,用笔很快完成了答卷。受到武帝的嘉赏,赐同进士出身。
燕同叔固然是惊才绝艳,乃是科举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进士,但究其时间节点,其实并无足够说服力。
魏文帝曹丕篡汉前夕由魏吏部尚书陈群制定“九品中正制”。此制至西晋渐趋完备,南北朝时又有所变化。各郡、各州中选技中正,根据家世、才德的评论,对人物作出高下的品定,称为“品”。品共分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但在中正品第过程中,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到西晋时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九品中正制不仅成为维护和巩固门阀统治的重要工具,而且本身就是构成门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南朝时期,在中正的评议中,所重视的只是魏晋间远祖的名位,而辨别血统和姓族只须查谱牒,中正的品第反成无足轻重的例行公事。在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由于各政权具有少数民族统治的性质,九品中正制的作用不能与两晋南朝相提并论。
正因为九品中正制注重门第,不利于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做官,为改变此弊端,隋朝建国后又创立了一种新的选官制度。
隋炀帝于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了选举史上新的一页。
其后四百余年,虽然战祸不绝,但科举制度仍是得到了长足的展。
南朝大昌时,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昌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大昌常科的主要科目。
秦楚朝时,针对前代贡举的弊端,曾对贡举制度进行多次改革。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集取士大权于皇帝,限制势家与孤寒竞进,严防考官与士子舞弊,对士子多方笼络。殿试的内容,太祖时仅考诗赋,太宗时加试论一道。神宗殿试进士,罢诗、赋、论三题,专以策定着,限以千字。后又加试律义、断案。哲宗元枯时,恢复诗、赋、论三题。绍圣以后,又遵熙宁试策之制。高宗朝时则规定殿试试策,终秦楚王朝不再更改。
常氏建立大定国后,天下初定,当权者为巩固王朝统治,极力拉拢士子文人,以求天下归心。
武人立国,文人治国,历朝历代大抵如是。归根结底乃是统治者的治政手段。
燕同叔,出身于江南燕氏。武帝常威起事之初便多有仰仗燕氏,后者人力物力财力鼎力支持,可谓是武帝第一臂助……是以,江南按抚张知白举荐云云,实在是有遮人耳目之嫌。
至于科举,展至今,已是形成了成熟完备的制度。
此时的科举制度,可归纳为三级考试第一级是院试,第二级是乡试,第三级包括三种考试,即会试、复试和殿试。此外,还有一次朝考。
凡应考生员(或称秀才)的读书人,称为"童生"(或称儒生),童生在应院试以前,必须经过县试和府试。县试由知县主持,县试录取后才能参加府试,府试由知府主持,府试录取后才能参加院试。院试由学正主持。通过院试录取后,一个童生才能取得生员(即秀才)的称号,生员又分附生、增生和廪生。初进学的秀才称附生,经过岁考、科考成绩优异者,才可以升为增生或廪生。秀才一般是隶属于本府、州、县学的,若考生升入京师国子监读书的,则不再是本府、州、县的生员,而称为贡生。
乡试则是每三年(逢子、卯、午、酉年)考一次,五年考两次,称为正科。参加乡试的,必须是生员或出了贡的生员,没有考上生员而以其他方式取得监生资格者,也可以参加考试。乡试被录取的,称为"举人"。
各省举人赴京应进士考试的,称为"会试"。每三年一科,在乡试的第二年(即逢丑、辰、未、戌年)举行。会试是由礼部主办的,被录取的称为"贡士"。
皇帝在奉天殿策问会试中选贡士,则称作“殿试”,以此作为选官手段。
正所谓,十年寒窗无人晓,一朝成名天下知。
当然,冯七郎早有神童美誉,至少在上饶是薄有名气的。若非老师劝诫,说不得他已过了院试有秀才功名在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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