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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第1页）
初帝制发生，蔡锷与袁虚与委蛇，而暗与其同志互通消息，阴谋反对，时有密电相往还。既为袁所觉，遣人往搜其宅，蔡乃孑然出京，由津赴日，佯言当在日本养疴，而取道越南，潜赴滇省。
十二月二十三日，蔡等以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名义致电袁氏，请取消帝制，诛除祸首，其文如左：“自国体问题发生，群情惶骇，重以列强干涉，民气亦复骚然。佥谓大总统两次就职宣誓，皆言恪遵《约法》，拥护共和，皇天后土，实闻斯言，亿兆铭心，万邦倾耳，记曰：‘与国人交，止于信’；又曰：‘民无信不立’。今食言背誓，何以御民？比者代表议决，吏民劝进，推戴之诚，虽若一致，然利诱威迫，非出本心。而变更国体之原动力，实发自京师，其首难之人，皆总统股肱心膂。盖杨度等六人所倡之筹安会，煽动于最初；朱启钤等七人所发之各省通电，促成于继起。大总统知而不罪，民惑实滋！查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有云：‘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词惑众，厥有常刑；嗣后如有造作谰言，紊乱国宪者，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等语。今杨度等之公然集会，朱启钤等之秘密电商，皆为内乱事重要罪犯，证据凿然，应请大总统查照前各申令，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及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等七人，即日明正典刑，以谢天下！更为拥护共和之约言，焕发帝制永除之明誓，庶几民暑繁息，国本不摇。否则此间军民，痛愤久积，非得有中央拥护共和之实据，万难镇劝。以上所请，乞以二十四小时答复，谨率三军，翘企待命！”
右电达北京，袁特令政事堂先行电询滇唐，何以与前致统率办事处参谋部及本部电迥不相同，是否由他人捏造代发，应别具邮书，亲笔署名。唐、任均置之不理。至二十五日，遂通电各省，宣告独立；并组织护国军，以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分任一、二、三军总司令，分道出师。并组织护国军政府，檄告远近。
自是各省义军，争起响应，贵州刘显世、广西陆荣廷继之。广东则陈炯明起于惠州。护国军政府以岑春煊设都司令部于肇庆，龙济光被迫而独立。陕西则陈树藩自陕北逐走陆建章。浙江则逐朱瑞而拥吕公望。兹录护国军政府布告袁逆罪状如下，以概其余：
领衔发动云南起义的唐继尧
维中华民国五年元旦，中华民国护国军政府檄曰：盖闻辅世之德，笃于忠贞，长民之风，高于仁让；使枭声雄夫，野心狼子，逞城狐之凶姿，弄僭窃于高位，则我皇王孝孙，并世仁贤，谊承先烈，责护斯民，哀恫郁纡，成兹愤疾，大义敦敕，谁能任之？国贼袁世凯，粗质曲材，赋性奸黠，少年放僻，失养正于童蒙，早岁狂游，习鸡鸣于燕市，积其鸣吠之长，遂入高门之窦。合肥小李，惊其谲智，谓可任使，稍加提擢，遂蒙茸泽，身起为雄。不意其浮夫近能，浅人侈志，昧道懵学，骋驰失轸，遂使颠蹄东国，覆公悚以招虎狼，狡诈兴戎，缺金瓯以羞诸夏。适清廷昏昧，致逃刑戮，犹复包藏秽毒，不知愧耻，殚其暮夜之劳，妄窃虎符之重，黄金横带，卖孱主于权门。黑水滔天，引强敌以自重，虽奸逆著明，清廷知戒，犹潜伏羽势，隐持朝野。降及辛亥，皇汉之义，如日中天，浩气飏飞，喷薄宇宙，风云潜沛，集兴武汉之师，士马精妍，远响东南之鼓，造黄龙而会饮，纳五族于共和，大势坌集，指日可期。天不佑华，诞兴贼子，蠢彼满室，引狼自庇。袁乃凭藉旧资，攀援附会，伪作忠良，牢笼将卒，胁逼孤寡，夺据朝权。复伪和民声，迷夺时贤，虚结鬼神，信誓旦旦，懦夫惧戒，过情奖许。维时南军渠帅，实亦豁达寡防，堕彼奸言，倒持太阿，豢此凶逆；迨大邦既集，势威益专，遂承资跋扈，肆行凶忒，贿奔虺蜮，棋市阴谋，毒害勋良，谣惑众志，造作威福，淆撼国基，背法畔民，破败纲纪；癸丑之役，遂有讨伐之师。天未悔祸，义声失震，曾不警省，益复放横，骄弄权威，胁肩廊庙，是以小人道长，凶德汇征；私托外援，滥卖国权，弒害民会，私更法制，纵兵市朝，威持众论，布散金璧，诱导官邪；冀以其积威积恶之余，乘世风颓糜廉耻灭没之后，得遂其倒行逆施，僭登九五之欲，故四载以还，天无常经，国无常法，民无定心，官无定制，丹素不终朝，功罪不盈月，游探骄兵，睚毗路途，贪官污吏，渎乱朝野。以致庶政败弛，商工凋敝，犹复加抽房亩，朝夕敛征，假辞公债，比户勒索，淫刑惨苛，民怨沸腾，凶焰所至，道路以目。此真世道陵夷之秋，天人闭隐之会，四凶所不敢为，汤、武所不能宥者矣！维皇汉九有，莫安东陆，时流漂荡，越在遣迆，缅维祖德，孰敢怠荒，复我邦家，义取自拯。故辛亥之役，化私为公，志在匡时，道维共济。袁乃睥睨神器，妄欲盗窃，内比奸邪，既多离德，外遂孱隋，甘为犬豚；是以四郊多垒，弗知惭悚，海陆空虚，弗思整训，材用匮竭，弗事劝来，健雄失养，弗兴学艺，室如悬罄，野无青草，犹复养寇外蒙，削国万里，失驭东鲁，屡堕岩疆。遂使满、蒙多离散之民，青、徐有包羞之妇，扼我封疆，椹我心腹，皇皇大邦，苟为侮戮，日蹙百里，媚兹一人。此尤我侠士雄夫所腐目切齿，惊惧忧危而不可一朝居者也。夫天道健乾，义维精一，在德则刚，制行则纯，故士不贰节，女不贰行，廉耻之失，谥曰贱淫，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自民族国家，威灼五陆，雄风所扇，政骛其公，国竟以群，是以乾德精刚；宜克斥里闾，洋溢众庶，旁魄沆瀣，蔚为骏雄。故辛亥之役，黜君崇民，扬公尊国，所以高隆人格，发扬众志，义至精而理至顺，故虽旧德老成，去君不失忠，改官不降节。袁氏身奉先朝，职为臣仆，华山归放，仅及四纪，载瞻陵阙，犹宜肃恭，故主犹存，天良安在？顾藐然以槽枥余生，不自揣量，妄欲以其君之不可者，而自为其可，是何异饰牛马之骨，扬溲勃之灰，以加臭乎吾民，以淫污乎当世？而令我名公先德，皆为其贱淫？白璧黄金，渲其瑕秽，此尤我元戎巨帅良将劲卒硕士伟人所同羞共愤，深恶痛绝，而不能由为之宥者也！汇此种种袁氏之恶，实既上通于天，万死不赦！军府奉崇大义，慨念生民，谨托我黄祖威灵，恭行天罚，辄宣兹义辞，告我众士，招我同德，今将历数其罪，我国民其悉心以听。夫国为重器，神严尊惮，覆载所同。建国之始，义当就职南京，明其所受；袁乃顾影自惭，妄怀畏惧，阴纵部兵，称变京邑，用以要吓国人，迁就受职；使国权出于遥受，玩视国家之尊严，其罪一也。活佛称异，势等毛羽，新国既成，鼓我朝锐，相机挞伐，举足可定；袁乃瞻顾私权，妄怀疑忌，全国请讨，置不听从，迁延养敌，废时失机，授他邦以蹈隙纵刃之间，失主权于外力纠纷之后；遂使蜿蜒巨嶂，弃此南金，万里边城，跃马可入，贻宗邦后顾之殷忧，损五族雄飞之资望，其罪二也。政体更新，荡涤瑕秽，私门政习，首宜改选，故内阁部首，须获议院同意，所以树公正之础，明众共之义；袁乃病其严责，阴图放佚，于第一次内阁联翩去职之后，尽登媕宠，嗾使军警围逼议员，索责同意，以示威国人，开武力政治之渐，使民意机关，失其自由宣泄之用，其罪三也。国有大维，是曰法纪，信守不立，谥为国疑，乱政亟行，于焉作俑，故侵官败法，为世大诟，袁为元首，尤宜凜遵；乃受事未几，即不依法定程序，滥用政府威权，诬杀建国勋人张振武，使法律信用，失其效能，国宪随以动摇，政本因而销铄，其罪四也。国宪之立，系以三权，共和之邦，主体在民，立法之府，谊尤尊显，地方三级，制实虚冗，建国除秽，亦既罢黜；袁乃急欲市恩，妄复旧制，不俟公决，辄以令行，使议院立法，失其尊严，国权行使，因以紊乱，其罪五也。财政担负，直累民福，外债侵逼，尤伤国权，议案成立，特事严谨，众院赞可，宪尤著明；袁乃私立外约，断送盐税，换借外资二千五百万镑，厉民害国，不经众院，暧昧挥霍，不事报闻，蔑视通宪，为逆已甚，其罪六也。国有元首，政俗式凭，行系国华，止为民范；袁乃知除异己，不事爱重，阴遣死士，狙杀国党领袖宋教仁，以元首资格，为谋杀凶犯，既辱国体，且贻外讥，国家威严，因以扫地，其罪七也。共和之国，建础为公，民意所在，亦曰圣神，百尔职司，义宜退听，国会初立，人民望治；袁恐政制严明，不获罔逞，乃私拨国帑，肥养爪牙，收买议员，笼络政客，用以陷辱国会，迷夺众情，使议政要区，化为捣乱之场，法案迁延，藉作独裁之柄，其罪八也。元首登选，国有常经，揖让讴歌，盛德固尔，抑共和定疑，国宪崇废，悉于是觇，世法凜凛，斯为第一；袁于临时任满，正式更选之际，鄙夫患失，至兵围国会，囚逼议员，使强选总统以就己名，致元首尊官，成于劫夺，共和大宪，根本动摇，国是益以危疑，后进难乎为继，其罪九也。国民代表，职司立法，非还诉民意，毋得断阏；袁于总统既获，复虑旁掣，辜恩反噬，遽为枭獍，乃假托危词，罗织党狱，滥用行政权，私削议员资格，用以鸩杀国会，并吞立法部，使建国《约法》，由是推翻，元首生身，等于孽子，其罪十也。国家组织，法系严明，苟非选民，焉能造法；袁氏戕杀国会之后，妄以私意召集官僚，开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冒称民意，更改《约法》，摹拟君主，独揽大权，使民国政治，荡然无存，澔涆新邦，悬为虚器，其罪十一也。民国肇建，本以图存，时风所迁，民强则兴，发挥群能，腾达众志，公私权利，宜获敬尊；袁乃倒行逆施，抑民崇吏，既吞立法，复尽灭各级地方议会，密布游探，诬扳党狱，良士俊民，任意捕杀，人民权利，全失保障，致群黎股栗，海内寒心，毒吏得以横行，民业日以凋瘁，民力壮盛，有若捕风，国势颓隋，益以卑下，其罪十二也。国局始奠，海内虚耗，财用竭蹶，义宜根本整理；袁乃专事虚缘，日以借债政策，利诱他邦，为私托外援之计，断送利权，绝不顾惜，逐鹿争臭，坌集庙朝，遂妄以中北二部横断铁道，分许他人，惹起国交之猜疑，增益宗邦之危难，其罪十三也。欧陆战争，义宜严守中立，及时进奋；袁乃内骄外谀，折冲无状，既反复狼狈，贻羞东鲁，复徘徊雌伏，巽立要盟，失满、蒙矿权，至于九处，承他邦意旨，发布誓言，辱国辱民，倾海不涤，其罪十四也。民族虎争，领土强食，外债毒国，既若饮鸩，竭泽厉民，何异自杀？袁于欧战既发，外资猝断，乃专事掊克，内为恶税，房亩烟赌，一再搜刮，复先后发行内国公债，额逾万万，按省配摊，指额求盈。小吏承旨，比户勒索，等于罚锾，致富户惊逃，阎里嗟怨，国民信爱，斫丧无余，神州陆沉，殷忧可畏，其罪十五也。生利致用，民贵有恒，纵博浪游，谥曰败子，盗贼充斥，此为厉阶，修政明刑，首宜致谨；袁乃纵容粤吏，复弛赌禁，使南疆富庶之区，负群盗如毛之痛，苛政猛虎，同恶相济，清乡剿杀，无时或己，政以福民，今为陷阱，其罪十六也。烟害流离，久痼华族，张皇人道，仅获禁约，奋厉阏绝，犹惧不亟；袁乃恬其厚获，倚以箕敛，宠登劣吏，设局专卖，重播官烟，飞扬淫毒，失信害民，辱国贻讥，其罪十七也。民权政治，积流成海，国家公有，炳若日星，世室旧家，且凛兹盛谊，汲汲改进，华族后起，方发皇古训，追踪世法，断脰流血，久而后得，大义既伸，迕则不忠，乔木既登，返则不智；袁乃身为豪奴，叛国称帝，尽谤饰非，无焦求是，狐假虎威，因以反噬；使凶德播流，戾气横溢，妖孽丧邦，甘为祸首，其罪十八也。易象系天，筮日无妄，圣学传经，谊唯存诚，故忠信笃敬，保为民彝，衍为世德；袁乃机械变诈，崇事怪诡，貌为恭谨，潜包祸谋，秘电飞词，转兴众口，涂刍引鹿，指称民意，欺世盗名，载鬼盈车，背誓食言，日月舛午，使道德信义，全为废词，民质国华，尽量消失，其罪十九也。
维我当世耆德，草野名贤，或手握兵符，风云在抱，或权领方牧，虎步龙骧，或遭系乡间，鹤鸣凤翙，细瞩理伦，横流若此，起瞻家国，悲悯何如？凡属衣冠之伦，幸及斯文未丧，等是一家之主，胡堪义愤填膺，谯彼昏逆，洵应发指，修我矛戟，盍赋同仇。书到，都府勋耆，便合众兴师，郡邑子弟，各整戎马，选尔车徒，同我六师，随集义麾，共扶社稷！崑苍山下，谁非黄帝子孙？逐鹿原中，会洗蚩尤兵甲。军府则总摄机宜，折冲外内，张皇国是，为兹要约曰：凡属中华民国之国民，其恪遵成宪，翊卫共和，誓除国贼，义一。改造中央政府，由军府召集正式国会，更选元首，以代表中华民国，义二。罢除一切阴谋政治所发生，不经国会，违反民意之法律，与国人更始，义三。发挥民权政治之精神，实行代议制度，尊重各级地方议会之权能，期策进民力，求上下一心，全力外应之效，义四。采用联邦制度，省长民选，组织活泼有为之地方政府，以观摩新治，维护国基，义五。建此五义，奉以纲维，普天率土，罔或贰忒。军府则又为军中之约曰：凡内外官吏，粤若军民，受事公朝，皆为同德，义师所指，戮在一人，元恶既除，勿有所问。其有党恶朋奸，甘为逆羽，杀无赦！抗颜行，杀无赦！为间谍，杀无赦！故违军法，杀无赦！如律令，布告天下，迄于满、蒙、回、藏、青海、伊犁之域。中华民国护国军政府都督唐继尧、第一军司令官蔡锷、第二军司令官李烈钧。
京、津《泰晤士报》社论有《袁世凯之前途危险》一文云：“（上略）回忆去岁八月，帝制运动方兴之际，吾人曾为文以发表意见曰：使以君主代共和，而于现在或将来发生内乱，或总统称帝，必须流血而后有成，则吾人不能不请总统一追念其就任宣誓所云：‘谨以至诚遵守宪法，尽大总统之职务’之辞矣！总统苟守此宣誓，乃可告无罪于国民。若谓袁氏称帝，无人反对，即可举民国二年十月十日对两院议员、内阁人员、外交人员，所宣之誓，弃而不守，必至流血反对君主无疑也。吾故谓袁氏惟一自重之法，即在遵守与民约束之词。当斯时，果将帝制运动完全停止进行，或展缓至较适之机会，亦未为晚。乃袁世凯竟任其进行，虽以总统之身，本负禁阻之责任，亦复充耳不闻，更使其专顾私利之贪鄙下吏，操运动之中枢，与选举之重柄，及经友邦公私劝告，语以事势太危，又举各省之虚构表文及假伪选举之最后民意，以为辩护。虽日、英各国之劝告，未免失之过迟，然谓现在西南部之变，实根劝告而生，无理取闹，抑何可笑？夫使中国人民果真一致主张君主，如捏造者所言，则纵有外国劝告，或少数革党，亦何能为力？质言之，则现在气势方张之滇、黔事变，乃根于南方不信任及厌恶袁世凯所生，亦由于人民为伪造民意所欺骗。盖彼固不愿以世凯为帝，始终未尝请袁世凯为帝。从今而后，谓袁世凯因一致民意而称帝之谎说，可一概消灭矣。今行贿劝诱，与夫调和等种种方法，既用之滇中共和党而失败，北京政府于是诉诸武力，以为解决国体之法。以愚所见，即使袁世凯因此而终获胜利，国内国外，亦将发生极悲之感觉。查推倒清室，建设民国而后，各订约友邦，亦几及两年，然后正式承认；袁氏果必主张变革，其承认之期，当较前为更长，可预言矣。总而言之，无论胜败如何，袁世凯之威望必落。今日者，正吾人渴望中国元首得保其威望之日也，而事竟如此，吾人对于袁氏，不识取劝进之时机以自保威望，能勿致其惋惜耶！夫使袁氏当是之际，不受帝位而坚辞，吾知袁对内对外之威望，定较今日而益高也。而竟不然，以致沦陷于力争帝位之地位，虽常人对于袁氏，未尝不望其保有威权，以成中国现在之最大政治家，但因奉袁为帝，以致再发内乱，能勿觉其为值太大，而于国家无所裨益耶？”
自云南独立之讯至，袁即褫免唐、任、蔡官职爵位，一面谋以武力压服。二十九日申令云：“据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奏称：近者云南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等，拥兵谋乱，通电各省，举动离奇，词旨唐、任等意存反侧，或被乱人迫胁，故有此前后矛盾之词。自知一己主张，与全国民意相反，故必将国民代表所决，一概加以诋诬，不与承认，以避违反国民公意之罪。不知君主立宪，既经国民公决，铁案如山，无可稍易，举国上下，皆无反对之余地！若以一二人私意，遂可任意违反，推翻不认，此后国家，将凭何者以为是非取舍之标准？无可为准，任听人人各逞其私，更复何能成国？癸丑孙、黄之乱，亦于议会依法举定之元首而肆其反抗，但逞个人私图，蔑视人民公意，行动于法律之外，终为国民所弃。以昔例今，事同一律。法制拘束，本不便于犯上作乱之徒，然国家舍兹，何以立国？今唐、任等行动，直为违背全国民意，并即违背云南民意，自全国视之，直为国民公敌，此其大罪二也！三曰诬蔑元首。按唐、任等通电指斥元首之词，有食言背誓，何以御民，应请明誓拥护共和等语。共和元首之即位，例有守法之誓词，载在《约法》，所誓者何，誓遵民意所定者也，以共和国之元首，一切应以民意为从违，此义推之古今中外，无不可通。设民意欲共和，而元首仍欲帝制，是谓叛民。反之而民意欲帝制，元首仍欲共和，亦为叛民。设使国民代表大会未经决定君宪之先，而元首即行帝制，又或国民代表大会决定仍采共和，而元首偏欲独行帝制，则全国国民，皆可以违誓相责，何待唐、任诸人？乃今日之事不然，当国人讨论国体之初，不过论共和之利害，并未拟议推戴之人，此学者之常情，即元首亦不能目为谋叛，而施其禁令。皇帝当日且曾为变更国体不合事宜之宣言，然此不过个人意见之表明，亦无由妄行其权以左右民意也。迨至代表决定，举国推戴，又以信誓在前，辞让勿允，明令煌煌，可以按颂。以理论之，共和元首之机关，既为国民所不采，而一切法令，又经国民总代表声明，须与国体不抵触者乃为有效。是则《约法》所载大总统以及即位誓词，皆在无效之列，不过用固有之名义，以维持秩序而已。此时元首求所见信于国民者，应即宣誓不再维持共和，方为恪遵民意。设以机关仪式之誓词，再用之于今日，国民其谓之何？此本至浅之理，至常之事，特因唐、任等蔑视民意，故将与今日民意相反之誓词，引以力重，又不敢谓民意可违背也。故必先诬民意之非真，乃进而诬为一人之意，以遂其动摇国本，糜烂大局之谋。夫共和元首，国民已有相当之敬礼，何况今日名分已定，天泽懔然，正宜严君臣上下之分，生乱臣贼子之惧，去共和之余毒，复古国之精神，使此后海宇晏安，定于一统，君子有怀刑之戒，庶人有敬上之忱，庶与此次国民拨乱求治之心，乃能无背。若如前之孙、黄，今之唐、任辈，猖狂恣肆，动辄以推翻元首为词，名为拥护共和，实即为共和不适国情之一大证。幸而天福中国，国民觉悟，设不早改，则墨西哥五总统并立之事，决不免于中国之将来，流毒所贻，不知伊于胡底。即以唐、任一事为鉴，万不可再留共和名义，以为随时煽惑之资；必宜永远铲除，绝其萌蘖！唐、任此次诬蔑元首，藉以倡乱，应以大不敬论，此其大罪三也！唐继尧、任可澄等具此三大罪，应请立予宣布罪状，克日出兵致讨，以翦凶顽而固邦国！本院为此依《约法》第三十一条第七款提出建议，奏乞施行等情。”
“又据各省将军、巡阅使、巡按使、都统、护军使及各路统兵人员先后来电，咸称唐继尧、任可澄、蔡锷通电煽乱，请加惩办各等语。唐继尧、任可澄两次劝进、吁请早正大位，情词肫恳，二十一日以前，迭次电称滇境虽有乱党秘密煽惑，现在防范甚严，决不致发生事变。乃未逾数日，遽变初衷。蔡锷等讨论国体发生之时，曾纠合在京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嗣经请假出洋就医，何以潜赴云南，诪张为幻，反复之尤，当不至此。但唐继尧、任可澄既有地方之责，无论此项通电，是否受人胁迫，抑或奸人捏造，究属不能始终维持，咎由应得，开武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均着即行褫职，并夺去本官及爵位勋章，听候查办！蔡锷行迹诡秘，不知远嫌，应着褫职夺官，并夺去勋位勋章，由该省地方官勒令来京，一并听候查办！此令。”
五年一月五日，又有申令各省长官晓谕人民云：“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以藐藐之躬，举数万万人之生命财产，赖一人以保护之，数万万人之知识能力，赖一人以发育之，此人所谓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者，责任何等重大。古称神农憔悴，大禹胼胝，忧劳过于平民，诚非虚语。矧在今日，为竞存时代，为君之难，百倍于古，倘视南面为尊荣之地，元首为权利所归，是于立君本意及君之责任，全未体会，即此一念，必致误国殃民，灾及其身而后已。民国成立以来，暴乱之众，狂妄之徒，各趋于权利之极端，为非分之希望，或逞强力，或饰巧言，百计经营，务偿厥志，几若朝持魁柄，夕正首邱，亦所心愿。其次即暂据一隅，犹足慰情聊胜。至于何以抚辑人民，何以统治军族，何以因应国交，概不之思，其暴烈分子，行同盗贼，惟利是图，固无论矣。即号为有政治思想者，但凭心理之偏倚，不顾事实之利害，凿空向壁，大言炎炎，按之毫无实际。夫美锦尚不可以学制，顾可以亿万生灵，供其轻心试验乎？回溯以往四年，此辈多入政界，底蕴毕宣，绝少表见，一误再误，害中于国。推原其故，由于此辈但知居高之尊贵，而不知应事之艰难，权利是争，责任不负，鼎折覆悚，势所必然。予昔养疴洹上，无心问世，不幸全国崩解，环球震动，遂毅然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支持四载，困苦备尝，真不知尊位之有何乐。何如国民仰望甚切，责备甚严，同为国民，敢自暇逸？责任所在，尽力以为，不惜一身，只知爱国，皇天后土，实鉴此心。明知暴乱之众，狂妄之徒，断不可以谋国。然果使中有杰出之才，可以治国保民，为人民所信仰，极愿听其为之，予得释此难巨之仔肩，讵非幸事。然能安大局，环顾何人，为智愚所共见。人民无罪，未可举全国之重，任人试验，实逼处此，无从诿卸。国民深悉暴民狂徒之心理，终必惨烈相争，倘有墨、卜之变，必为越、韩之续，故谋改国体，冀可长治久安，文电交驰，情词迫切，无非出于爱国之真诚。乃有蔡锷之流，权利熏心，造谣煽乱，非不知人民状况，时局之艰危，但思侥倖一逞，偿其大欲，即涂炭生灵，倾覆祖国，亦所不顾。抑知国之不存，权利何有？此等举动，早为国民所预料，幸而发觉尚早，不难随时消灭。各省官民，佥谓国体既经全国人民代表开会决定，一致赞成君宪，并同戴一尊，根本大计，岂可朝令夕改，断无再事讨论之余地，吁请早登大位，速戡反侧，同深义愤，万口一谭。予以薄德，既受国民之推戴，将吏之尊视，何敢再事游移，贻祸全国。苟为逆首，惟有执法从事，以谢国民。着各省文武长官剀切出示晓谕人民，分别顺逆，各爱身家，勿受煽惑，自贻伊戚。各省长官，皆能力保治安，军人尤深明大义，均任守卫地方之责，务望各以爱国勤勉，恪尽厥职，用副予视民如伤，谆谆诰诫之至意。此令。”
同日，又申令近滇各省，严筹防剿，并派曹锟率师进扎云：
前据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奏称：唐继尧、任可澄拥兵谋乱，声罪请讨。又据各省将吏先后电称：蔡锷等通电煽动，请加惩办等语，当时疑其另有别项情节，先将唐继尧、任可澄、蔡锷褫职夺官，听候查办。嗣据各路边报，蔡锷纠合乱党，潜赴云南，诱胁该省长官及一部分军人，谋叛国家，破坏统一，宣言独立，遣兵窥川，稍拂逆谋，横遭残害，妄自尊大，擅立官府，人民多数反对，饮泣吞声，不能抗其威力。又任意造谣，传播远近，妄称某省已与联合，某国另有阴谋，非诈欺惑众，即挑拨感情，呓语谎言，全无事实。各省军民，皆服从政令，拱卫国家，各友邦又皆希望和平，敦睦邦交，决非该逆等所得诬蔑。当滇变肇端，政府及各省将吏，驰电劝诰，苦口热心，积牍盈尺，而该逆等别有肺肠，悍然不顾，以全体国民决定之法案，该逆等竟敢以少数之奸人，违反举国之民意，于政府之正论，同僚之忠告，置若罔闻，丧心病狂，至此已极。该逆等或发起改变国体，或劝进，一再赞同，为日几何，先后迥异，变诈反复，匪夷所思。自古国家初造，频有狡黠之徒，包藏祸心，托词谋变；而如该逆等之阴险叵测，好乱性成者，亦不多见。至滇省人民，初无叛心，军士亦多知大义，且边陲贫瘠，生计奇艰，兵仅万余，饷难月给，指日瓦解，初何足虑。国家轸念滇省军民，极不愿遽兴师旅，惟该逆等倚恃险远，任意鸱张，使其盘踞稍久，必致苦我黎庶，掠及邻封，贻大局之忧危，启意外之牵涉，权衡轻重，不敢务为姑容，竟废国法。着近滇各省将军、巡按使，一体严筹防剿，毋稍疏忽，并派虎威将军曹锟督率各师，扼要进扎，听候调用。该省之变，罪在倡乱数人，凡系胁从，但能悔悟，均免追究，如有始终守正，不肯附乱者，定予褒奖。所有滇省人民，多系良善，尤为妥为抚恤，勿令失所，用副予讨罪安民之王意。此令。
二十五日，又申令将军及统兵大员进剿滇军云：“迭据四川将军陈宦电称：蔡锷等率领叛军，侵犯川边，宜宾县及燕子坡、横江一带防营八百余人，被叛兵以大队突来围包攻击各等语。查蔡锷等反复变诈，入滇煽乱，当经褫夺官职，听候查办，冀其或能悔悟；乃竟率领叛兵，袭攻官军，甘心作乱，扰害治安，未便再事姑容，着附近各将军及统兵大员分途进剿，以保地方而奠生灵。此令。”
而无奈所派遣入川之军，败于蔡锷。外交又遭诘问，文书改元，使馆皆却还外交部不受。一月一日既未登极，又屡改其期，至二月二十三日，袁有明示延缓登极之令：“近据各文武官吏、国民代表以及各项团体、个人名义，吁请早登大位，文电络绎，无日无之，在爱国者，亟为久安长治之计，而当局者，应负度势审时之责。现值滇黔倡乱，犹惊闾阎，湘西川南一带，因寇至而荡析离居者，耳不忍闻。痛念吾民，难安寝馈！加以奸人造言，无奇不有，以致救民救国之初心，转资争利争政之藉口，遽正大位，何以自安？予意已决，必须从缓办理。凡我爱国之官吏士庶，当能相谅。此后凡有吁请早正大位各文电，均不许呈递。特此通令知之。此令。”
至此尚须补述延缓登极之另一重要缘原，则五国警告之来，袁知虽为五国联合，日本实为原动力，遂谋挽回日本之感情，冀得外交上之援助，拟牺牲某项权利，为日本承认帝制之交换条件，先与日公使商议，日使电告本国政府，得其承诺，袁氏遂以祝贺日皇即位大典名义，派农商总长周自齐为特使，拟即启行。日公使特于一月十四日晚，招请周使等饯宴，席间表示日本政府十分欢迎之意。周定十七日启行，而随员则已早日先行。及十六日，日公使忽至外交部，谓奉本国训令，俄国大使将至东京，不便迎接中国特使，且避两国间各种误解起见，请中国特使延期启行。此耗一来，袁氏之威望丧尽！及滇、黔事起，日使诘问：“贵国政府前言实行帝制，国内断无骚扰，今云、贵之事，何时可平？又其他各省，是否能保无变动？”是时袁又探悉日本招集宗社党于满洲，举勤王军之计划。各省既先后动摇，出师屡遭挠败，外论尤迫蹙，始悟向以为外交无问题，莫予为难者，实存心捣乱，大上其当。国内外情势既变，遂知帝制难成。
第六节帝制之撤销
三月二十二日，袁遂撤销帝制，废“洪宪”年号，仍以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复焚毁关于帝制之公文，凡八百数十件；又自称为大总统，以徐世昌为国务卿。其申令如下：
政事堂奉申令：民国肇建，变故纷乘，薄德如予，躬膺艰巨，忧国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癸丑以来，言不绝耳。予屡加呵斥，至为严峻。自上年时异势殊，几不可遏，佥谓中国国体，非实行君主立宪，决不足以图存，倘有墨、葡之争，必为越、缅之续，遂有多数人主张恢复帝制，言之成理，将吏士庶，同此悃忱，文电纷陈，迫切呼吁。予以原有之地位，应有维持国体之责，一再宣言，人不之谅。嗣经代行立法院议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合词推戴。中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予更无讨论之余地。然终以骤跻大位，背弃誓词，道德信义，无以自解，掬诚辞让，以表素怀。乃该院坚谓元首誓词，根于地位，当随民意为从违，责备弥严，已至无可诿避，始以筹备为词，藉塞众望，并未实行。及滇、黔变故，明令决计从缓，凡劝进之文，均不许呈递。旋即提前召集立法院，以期早日开会，征求意见，以俟转圜。予忧患余生，无心问世，遁迹洹上，理乱不知。辛亥事起，谬为众论所推，勉出维持，力支危局，但知救国，不知其他。中国数千年来史册所载，帝王子孙之祸，历历可征，予独何心，贪恋高位？乃国民代表既不谅其辞让之诚，而一部分之人心，又疑为权利思想，性情隔阂，酿为厉阶。诚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烛物，予实不德，于人何尤？苦我生灵，劳我将士，以致群情惶惑，商业凋零，抚衷内省，良用矍然，屈己从人，予何。惜焉。代行立法院转陈推戴事件，予仍认为不合事宜，著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由政事堂将各省区推戴书，一律发还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转发销毁。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庶希古人罪己之诚，以洽上天好生之德，洗心涤虑，息事宁人。盖在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然爱国非其道，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发抒政见，然断不至矫枉过正，危及国家，务各激发天良，捐除意见，同心协力，共济时艰，使我神州华裔，免同室操戈之祸，化乖戾为祥和。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承认之案，业已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方今闾阎困苦，纲纪凌夷，吏治不修，真才未进，言念及此，中夜以忧。长此因循，将何以国？嗣后文武百官，务当痛除积习，黾尽图功。凡应兴应革诸大端，各尽职守，实力进行，毋托空言，毋存私见。予惟以综合名实，信赏必罚，为制治之大纲，我将吏军民尚其共体兹意！此令。
国务卿徐世昌
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梁启超（左）与两广护国军都司令岑春煊（右）在一起“会议决定：一、撤销承认帝位案，取消洪宪年号；二、召开代行立法院参政院的临时会，以便取得取消帝制的法律根据；三、以徐世昌为国务卿，陆征祥退为外交总长；四、任段祺瑞为参谋总长以代久未到职的冯国璋；五、请黎、徐、段三人联名电劝西南护国军停战议和，如果他们同意，拟任蔡锷为陆军总长，戴戡为内务总长，张謇为农商总长，汤化龙为教育总长，梁启超为司法总长，熊希龄为财政总长，以满足进步党人的政治欲望。”
“22日袁发表申令，宣布撤销承认帝位案。命令说：‘民国肇造，变故纷乘，薄德如予，躬膺艰巨。忧时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癸丑以来，言不绝耳，予屡加呵斥，至为严峻。至上年时异势迁，几不可遏……遂有多数人主张恢复帝制，言之成理，将士吏庶，同此悃忱……嗣经代行立法院议定由国民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合词推戴……责备弥周，无可委避，始以筹备为词，借塞众望，并未实行。及滇黔变故，明令决议从缓……予忧患之余，无心问世，遁迹洹上，理乱不闻。不意辛亥事起，勉出维持，力支全局……帝王子孙之祸，历历可证，予独何心，贪恋高位。乃国民代表既不谅其辞职之忱，而一部分之人又疑为权利思想……实予不德，与人何尤；苦我生灵，劳我将士……现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各省推戴书一律发还参政院转发销毁，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而爱国非其道，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发抒政见，然断不至矫枉过正，危及国家……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承认之案业已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招，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
“这个申令出自张一的手笔。这篇文章通篇都把进行帝制的责任归之于人，而把他自己说成是一个毫无权利思想，‘入山惟恐不深’的遁世主义者。这个申令把帝制派说成是‘爱国忧时之士’，而反对帝制者似乎是‘扰乱地方’，‘危及国家’的罪人。这个申令把撤销帝位作为一切问题的结束，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所有叛国罪行，从此一笔勾销。这个申令还向护国军亮了一下刀子，这是根据杨士琦的意见，如果护国军逼人太甚，连总统也不让他再做下去，那就可以继续用兵，让护国军知道他毕竟是不可侮的。这个申令通篇自称为‘予’，仍是皇帝下诏的口吻。袁却提起笔来亲自加了‘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的一句，把大总统这个字样又从命令中复活起来。这是他由皇帝再变总统的画龙点睛之笔。”
“袁自承认帝位起到撤销承认帝位止，一共做了83天的关门皇帝、短命皇帝。”（《袁世凯演义》）
原徐世昌之为国务卿，乃袁氏于退一步后仍欲保持总统位置之政治手腕，故同时用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三人名义，向护国军出面调停。四月四日，并改政事堂为国务院。而护国军方面，非袁氏退位，不允罢战。徐世昌见办事棘手，知难而退。袁乃以段祺瑞为总理，仍思有以转圜。而康有为、张謇、汤化龙、伍廷芳、唐绍仪及南方独立各督，均迫袁下野。江苏将军冯国璋，举足轻重，希有所利，南京会议，对袁亦空气一变。时袁一面又私议承借美款，募集内债，存心叵测。搆和既不易见于事实，全国益深危疑。五月二十九日，袁乃宣布《帝制议案始末》，图卸叛国责任，其命令如下：
大总统告令：据海军总长刘冠雄巡洋回京面称，帝制议案撤销后，群言淆乱，谣诼繁兴，好事者借端煽惑，庞杂支离，请将关于帝制议案始末，明白宣布，以释群疑等语。本大总统前于本年三月二十一日特发明令，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并以菲躬薄德，诚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烛物，引咎自责，不欲多言。乃近来反对之徒，往往造言离奇，全昧事实，在污蔑一人名誉颠倒是非之害小，而鼓动全国风潮，妨害安宁之害大，不得不将事实始末，明白叙述，宣布全国，以息谣煽，而维治安。
查上年各省区公民及满、蒙、回、藏公民王公等，先后赴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请愿改革国体，以本大总统之权限，虽不当向国民及立法院有所主张表示，然于维持共和国体，实为当尽之职分，是以特派政事堂右丞杨士琦代莅立法院宣言，以为改革国体，不合事宜，至国民请愿，不外巩固国基，振兴国势，民国宪法，正在起草，衡量国情，详晰讨论，当有适用之良规，是本大总统于国民之请愿，实欲纳诸宪法范围以内。制定宪法程序，既根于民国《约法》，则国体自在维持之中。旋经立法院据各省区公民及满、蒙、回、藏公民王公等请愿书，建议政府，或提前召集国民会议，或另筹征求民意妥善办法，以为根本解决。本大总统咨复，以决定宪法为国民会议职权，俟复选报竣，召集开会，以征正确民意；盖犹是以民国宪法为范围之本意也。立法院复据全国请愿联合会、全匡公民代表团等再行请愿，开会议决，按《约法》
第一章第八条中华民国主权本之国民全体，定以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并议定《组织法》，咨请公布施行。查立法院原咨称：本大总统咨复，办法已定，不敢轻易变更，特以尊重民意，重付院议，佥谓民心之向背，为国体取舍之相本，该院议决投票，标题赞成或反对，各代表本有自由之权，是立法院为尊重民意而建立此项法案，本大总统自当如议公布，其时满、蒙各王公及各省区文武官吏等，仍请速定君主立宪，情词挚切，迫不及待。本大总统又以改革国体，事端重大，轻率更张，殊非事宜，但《约法》所载，中华民国主权本之国民全体，解决国体，自应听之国民，惟令以督饬所属，维持秩序，静候国民之最后解决。是本大总统不肯轻听急迫之请求，而兢兢以正确民意为从违，尊重国民主权之心，固可大白于天下。且迭有明令电谕，严诫各省区国民代表大会选举监督等遵照法案，慎重将事，勿得急遽潦草，致生流弊，并特派大理院院长董康、肃政史蔡宝善、夏寅官、傅增湘、麦秩严稽查国民代表选举不合法格者，更正取消。本大总统尊重民意，务求正确，杜渐防微，尤无所不至。迨国民代表大会报送决定国体票数，全体主张君主立宪，又由各国民代表全体推戴本大总统以帝位，并委托立法院为总代表，吁请正位前来。本大总统以《约法》内民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在国体自无讨论之余地，惟于推戴一举，自问功业本无足述，道德不能无惭；又以民国初建，本人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于信义无可自解，特将推戴书送还，并令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而在本大总统则仍以原有之名义，及现行之各职权，维持全国之现状，此不愿以帝位自居之心，昭然可见。
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不谅鄙诚，迫谓无功薄德，为谦抑之过言，又谓当日誓词，根于元首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为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而变迁，迫切吁请，使本大总统无可诿避，只得以创造宏基，事体繁重，不可急遽进行，致涉疏率，饬令各部院详细筹备，筹备完竣，再请施行。本大总统所以藉词筹备，不即正位者，盖始终于辞让初衷，未尝稍变也。本大总统以诚待物，凡各官吏之推戴，容有不出于本衷，各党派之主张，容不免于偏执，及各监督之办理选举，各代表之投票解决，容有未臻妥善完备之处，然在当时惟见情词敦挚，众口同词，本大总统既不敢预存逆忆之心，实亦无从洞察其他意。即今之反对帝制者，当日亦多在赞成之列，尤非本大总统之所能料及。此则不明不智，无可讳饰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