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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大图书馆，一个叫罗伯特·卡帕的美国战地摄影记者闯进了我的生活。这位1８岁考入柏林大学政治系的小伙子大学一毕业就赶上纳粹上台，他背着相机只身逃往西欧，与海明威一起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卡帕拍摄了包括诺曼底登6在内的所有重大战事，由于玩命而闻名于世。他的朋友从乞丐到美国总统，从英格丽·褒曼到海明威。直到1９５４年在印度支那踩响地雷还不忘按下快门，含笑死去。我被这家伙迷住了。我把卡帕的好友、普列策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伯格为他写的悼辞抄在了日记中：&1dquo;他不仅留给我们一部战争编年史，更留给我们一种精神。”

  中国佛教协会秘书长正果法师告诉我，人类的私欲不外为&1dquo;名、利、色”。可象卡帕这样早已闻名于世可仍奋斗不惜、直至粉身碎骨，他追求的是什么样的私利呢？

  1９８３年我从北大毕业。家住美国加州埃尔森彻（eＬ　netＴＲo）的二伯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毫不犹豫地说：&1dquo;给我买台好相机。”以后，我背着这台相机在中国政法大学教了四年书。直到一位北大校友将我推荐给华社摄影部。

  1９８6年底被华社摄影部录用后，我才知道，对我进行考试并决定收留我的摄影部主任徐佑珠也是北大校友。当时我向她表白我决心当中国的卡帕，可她冷冷地说：&1dquo;现在我一台相机也没有，可我知道怎么培养使用人。”就象&1dquo;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一样，如果没摄影部老板的知遇，就不会有今天的我。

  1９９o年1２月２o日，我经伊斯坦布尔、安曼辗转进入巴格达。在金色屋顶的中国驻巴格达大使馆，神态凝重的郑达庸大使对我的冒然前来似乎并不欢迎。我能理解这位北大毕业生的心情，他公而忘私的自我牺牲精神正是鲁迅引以自傲的北大精神。郑大使必须为在伊拉克的每一个中国人负责。自海湾危机以来，巴格达使馆已组织成千上万的驻科威特、伊拉克劳务人员经约旦撤回祖国。郑大使钻进挂着五星红旗的奔驰３oo匆匆而去，他正在为最后一批劳务的安全奔波。

  巴格达使馆屋顶已用红油漆画了一幅巨幅的五星红旗，赤日当空，一丝风也没有。为了求得大使同意我留守，我力陈我的四条理由：一、我是奉总社之命来采访战争的，为任务理应坚守巴格达。二、我是摄影记者，其工作特点是亲临一线。三、在国内我搞了四年突事件采访，有应付危险的经验。四、有老学长的帮助。我保证服从大使校友的一切命令，我想大使校友最能理解我所追求的精神。大概正是这种北大精尤的魅力，大使终于开了口：&1dquo;你马上去领一套防化服。”

  在巴格达追踪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为和平做最后努力，是我平生遇到的难度最大的采访。摄影记者最大的挑战是在恰当的时候抵达最恰当的地点，这全凭一流的通讯和交通能力。在北京我有Ｂp机、无线电话和到处是朋友的脸，可在这里我仅有两手空拳。

  就在我孤立无援之际，撞上了我的另一位北大校友、共同社记者河野澈。河野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后又到北大中文系进修。８９年在北京跑过闻，９o年亚运会上为我拍的毛主席外孙配写过文字。想不到在黑云压城的巴格达，我俩再次相遇。事后，河野告诉我，华社播的德奎利亚尔在巴格达机场的照片是各大通讯社中最漂亮的，日本用的全是华的照片，为此共同社摄影记者还挨了批。其实，假如没有河野校友告诉我德奎利亚尔行踪，我根本无法及时赶到机场，快突破警戒线，更不用说拍照传真了。

  1月1４日，我正式接到撤出巴格达的命令。在巴格达萨达姆国际机场，我被伊拉克海关扣留，理由是我没到移民局办理合法离境手续，在我们最后撤出的七个人当中，我是唯一没办此手续的。就在这时，郑大使的大手紧紧攥住了我，&1dquo;我是中国大使，现在我担保这个人出境。”大使一直把我拉上波音７４７的头等舱，紧贴着他坐下，直到飞机起飞才松了手。这是我平生头一回坐头等舱，坐在我右边的是数夜不眠两眼通红的中国大使，我再次感到鲁迅自豪的&1dquo;北大精神”。

  以后，不论是在战火纷飞的伊拉克边境，还是一派和平景象的塞浦路斯，全能碰上北大的校友。

  1月２９日，我奉命由安曼飞尼科西亚，设法进入以色列。鼎力帮我的除华社尼科西亚分社老陈夫妇外，还有一位素昧平生、毕业于北大经济系的塞浦路斯使馆经参处二秘小6。小6具有诚实、勇敢、乐于助人等典型的北大精神，他一直开车把我送上飞往以色列的小飞机，临别时又告我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1dquo;中国驻塞浦路斯林大使也是咱们校友。”

  ３月1日，在开罗中国驻埃及使馆的院子，我与久别的巴格达郑达庸大使再度相聚，郑大使搂住我连转了三个圈，朝中国驻埃及大使大喊：&1dquo;嘿！快来，这就是我告诉你的小校友。上了人民日报的小校友。可就是头太长了，没人民日报上的鸭子精神。”

  更不可思议的是，３月1５日重返巴格达一行六人，领头的郑达庸大使、武官曹彭龄、武官助理李天天竟全是北大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