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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怕在民国，鸦片也是个会动摇国本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民生问题。例如，如今云南的年收入约为11oo万银元，其中鸦片收入8o4万银元。

  鸦片被各省军阀视做了钱袋子。如今统治四川的军阀就规定了：农民如果只种粮食不种鸦片，那么种一年粮食交三年的税，但是如果种烟的话就交一年的税……如果第三年农民还是只种粮食不种烟，那农民就要交七年的税。

  川军也因此有了一个响亮的称号——“双枪军”，即一手火枪一手烟枪。若不是后来川军靠“壮士出川”在抗战中血战到底证明了他们的血性与勇猛，川军会一直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抬不起头来。

  也正是因为百姓都荒废了土地改种鸦片，民国才会每隔几年都会生“大饥人相食”的惨剧。

  直到几十年后，那股红色的潮流席卷中华大地，那些开创了中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泥腿子抵抗住了钱袋子的诱惑，一刀切去了鸦片和妓女这两个毒瘤，才让华夏的民主真正站了起来。

  乐景比在座的任何人都明白，鸦片问题是时代问题，不是单纯的人力就能解决掉的。

  所以此情此景下，尽管不甘，他能做的也唯有沉默。

  在安静的房间里郑宜梁的一声轻叹格外清晰：“君玉啊，别想了，这件事不是我们能解决的，就算大总统也解决不了。”他颓唐地苦笑一声，“若真有那么一天……我们能做的也就是以身殉国谢罪了。”

  周德璋沉默几秒钟，然后勉力抬起头，露出一个难看的笑容：“瞧我，没事说这些干什么？倒是惹得大家都不痛快了，是我的错，还望两位原谅则个。”

  乐景摇头笑道：“周公忧国忧民何错之有，只是我们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文章尽可能地传达我们的思想了。”

  郑宜梁连忙点头附和道：“对极，对极，我就不说了，君玉你怎么也是个大作家，你的文章总有很多人响应，你可以用自己的文章来呼吁禁烟呀！”

  周德璋在心里叹息，他明白这不过是好友在安慰他罢了。鸦片问题不是他写几篇文章就能解决的——他以往也写过很多文章表达自己的禁烟主张，也的确在报纸上引过很多讨论，但是也仅限于“讨论”了。

  在郑宜梁和乐景不约而同的转移话题活跃气氛的努力下，几人间的气氛明面上也终于摆脱了刚才的消沉，重变得和乐融融起来，只是内在的暗潮汹涌只有当事人才知道。

  ……

  太阳明晃晃地挂在西边，地上冒着蒸腾的暑气，街上只有零星的行人。郑宜梁哪怕已经坐上了回家的黄包车上，也挡不住全身的汗意。他满头大汗用手给自己扇风，暗骂这见鬼的天气。

  坐在一旁的周德璋忍不住跟郑宜梁提及了李景然：“我观此子，非池中物。”

  郑宜梁白了他一眼，“这还用你说。”他的脑海中又想起少年长身而立站在前厅，从容不迫侃侃而谈的模样，真心实意地感慨道：“也不知是哪家养出了这妖孽，我要是他父亲恐怕做梦都会笑醒。”

  周德璋陷入沉思，“李姓是大姓，不好说啊。”李景然也只是说他是离家过来游学见世面的，具体的家庭背景之类的他闭口不谈，他们又不好打听。但是观其言谈风度，一看就知道家里非富即贵。也只有这样的家庭才能养出李景然般格局和才华并存的孩子。

  郑宜梁满不在乎回答：“不管他家里有什么背景，和我们相交的也是李景然而不是他家里，想那么多干什么？”

  周德璋愣了一下，想了想正是这个理，倒是他着相了。不拘李景然什么家庭出身，他的脾性与才华都对了他们的胃口。虽然李景然年岁比他们小很多，但是他和郑宜梁都不是迂腐的人，都觉得李景然是个不错的朋友人选，内心深处都倾向于和他打好关系的。

  ……

  乐景丝毫不知那两人在回去的路上对他做出的评价，在那两人离去后，他便站在廊下，盯着浩然晴空，陷入了漫长的沉思。

  自他从这个时代醒来的那一刻，就和鸦片结下了莫大的因缘，鸦片也给他身体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害。直到现在，他夜晚仍是手脚凉，稍微运动一下便喘的厉害。没有人比他再清楚不过鸦片会对健康造成的危害了。

  但是知道是一回事，怎么做又是一回事。

  他之前虽然告诉周德璋可以攥文传达自己的思想，但是他自己也明白这有多么杯水车薪。鸦片问题比妓女问题面临的阻力更大。

  要解决鸦片这个顽疾，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然而即便如此，有些事还是需要人去做。

  就像那位大文豪所说的那样：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他来到这个时代，天然便比这里的人多了近百年的文明熏陶，因此他是个天生的先行者。

  作为先行者，他有责任为后人开拓出一条道路。

  如果这个时代没有光，那么就让他化作光吧，让读者通过他的文字感受穿越百年时光的文明之光。

  自他从这个时空醒来，就一直悄然埋藏在他心中的野心终于破土而出。

  这次他不再裹以爱国和大义的名头，只是他想这么做而已。

  这是他的野心，也是他的正义。

  他想通过自己的文字让人性光辉在越来越多人身上觉醒，他想用自己的指引读者走向那个自由且美丽的华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