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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5章 大清也要振奋（第1页）

大清国自进入光绪朝以来，虽然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四平八稳。但实则是处于一个危机四伏，岌岌可危的状态当中。

在大清疆域的北边，一个从西方经过持续扩张而来到远东的强大邻居，几十年如一日的，沿着上万里边境线不断的进行着蚕食，还变着花的利用各种机会敲诈勒索。

在东方隔着大海，那边一个曾经的蕞尔小国，在经过所谓维新之后，实力大为增强。

并且为了抢夺天朝最后的忠实属国朝鲜，与大清龃龉不绝。

在西南，这个平行世界上最强大的日不落帝国，早已征服了位于南亚的另一个文明古国。

而且通过在那里建立的殖民地，继续侵略攻下了大清的藩属缅甸，甚至开始了对大清疆土西藏地区的骚扰。

在南边，刚刚结束的一场战事，又让大清失去了另一个传统属邦越南，还在战场上损兵折将，耗费了无数的钱粮。

除了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外扰，更让满清朝廷感到焦心的是，自家院墙内最富庶的一块封疆，竟凭借着武力威胁谋得了自治之权。

人家还在刚才提到的那场，令朝廷颜面尽失的战争中，击败了强敌，赢得海内外一片刮目。

这强烈的对比反差，对清廷产生了极大的触动。

还有“好心”的洋人不断前来游说，称如今的大清国已经越来越像西方的另一个大帝国——奥斯曼帝国。

两江的自治，则被他们说成是一种“病毒”，若不能加以有效的控制，迟早会蔓延到大清别的省份。

到了那时，各省督抚就会如伊斯坦布尔的苏丹麾下的，那些强势的“帕夏”和“埃米尔”，甚至是“赫迪夫”们一样，自治的自治，割据的割据。

而大清帝国，也会步奥斯曼的后尘，分崩离析，病弱不堪。

那么该如何有效的治疗这种“病毒”呢？“好心”的洋人给出的答案是，接受他们国家的介入和“帮助”，让大清重新“强大”起来。

清廷的达官权贵们，就算再傻，再糊涂，也是能分辨出这“好心者”的不怀好意。

不过，对方的危言耸听，也确实令他们心生巨大的危机感，特别是那些爱新觉罗们——身为皇族，他们自然对皇权和祖宗家业，存有更多的守护之心。

可是尽管此心强烈，这些宗室皇亲们，却没人敢出头表达自己的心声。

因为此时大清帝国的最高皇权，实际上是掌握在慈禧皇太后手中的。

而她，则刚刚扳倒了，满清皇族中势力最大，地位最尊崇的恭亲王奕?。

有此例子在前，谁敢站出来说要图强，万一被太后老佛爷认作是要争权，那收拾起来绝对不会比对付奕?更费力气。

于是，既然满清的皇族们有心无胆，更无魄力和能力，那就只能选择隐忍，而且还得小心翼翼的。

其实慈禧也知道大清到了必须要振奋的时候了，否则自己纵然稳坐深宫把控朝堂，又能有何意义。

因此，当越南战事刚刚结束不久，慈禧在召对外臣时就曾感叹，朝廷如今内外不济，全是吃了武备不振的亏。

随后她又借着李鸿章上奏海防事务之契机，下诏要求各督抚、军机和总署大臣，再度开启一场海防建设的大讨论。

再后来，参与讨论的人员范围被进一步扩大，讨论的内容也增添了6上军备等项。

相比十年前的海防筹议，大清此番再次就防务问题进行的善后讨论，很快就落实下了具体的政策。

在海防方面，光绪十一年慈禧下懿旨，正式成立了由醇亲王奕譞领衔的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李鸿章则为大清海防事务的实际掌控者。

并且确认，要加大加快对北洋水师的投入，争取使其早日成军。

李鸿章也借此政策，随即向德国订购了“经远”号和“来远”号装甲巡洋舰，向英国订造“致远”号和“靖远”号防护巡洋舰。

在6上防务方面，光绪十二年初朝廷颁诏，起复满洲正白旗人瓜尔佳?荣禄为步军统领，主持编练新军，李鸿章予以协助。

清廷此次编练的新军，名曰“亲卫军”，练兵地址选在京郊东南与天津之间处。

兵源择自良家子弟，欲先练成十营数千人，待观其效果后再行扩编。

所谓亲卫，顾名思义是用作拱卫京师之用。所任统领荣禄也是慈禧的心腹宠臣。

其实满清皇族们有什么心思，慈禧早就是心知肚明的。她也确实是担心授予他们实务，会导致自己手中的大权旁落。

加之慈禧对李鸿章还是十分信任的，因此她把增强朝廷武备的希望和重托，还是放在了李中堂的身上。

至于交给奕譞的差事，那不过是给皇族些排面。

而由荣禄领军的亲卫军，则是她为满清朝廷多买的一份“保险”。也是希望其能够对李鸿章的淮军，产生些制衡的作用。

这一点上，从光绪十一年腊月，有言官弹劾李鸿章时，慈禧给出的处理意见中可见一斑。

对于这些反对李鸿章的声音，慈禧严斥其是“妄议更张，迹近乱政”，并下令将上疏者“交部严处”。

同时，她又颁上谕，“着李鸿章仰体朝廷格外成全，优加依畀之意，确切筹办，总期他日成效昭然共睹，餍众望而答殊恩”。

这一打一拉，可谓是恩威并施。既警告了清流言官不要过于张狂。又压服李鸿章更加勤勉谨慎，俯贴耳。

慈禧把控的朝廷，除了加强军备建设以外，也在经济上做出了一些革新举措。

其中，为了应对因两江自治导致南漕已不为朝廷所控制，在一些朝臣的建议下，开始尝试在京畿周边试种稻米，算是比较切实的措施之一。

就在清廷难得高效的，开展这一轮振作之举时，光绪十二年四月里，天津城中却是一片忙碌的景象。

大小衙门和各级官员，以及无数的人们，都在为一场即将到来的典礼，紧张的准备着。